社交媒体也导致了传统价值观的解体，取而代之的是社会的碎片化和价值的虚无。

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以强大的国内大循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 从国际比较看，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在基础设施、民生、科技创新体系和防灾备灾体系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投资空间。

通过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更加紧密稳定的全球经济循环体系，促进各国共享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机遇和成果。通过打通制约生产、分配、流通、消费良性循环的堵点，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国内统一大市场，破除各类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跨区域流动的制度、观念和利益羁绊，消除或明或暗的地方保护主义，以更高效率的国内大循环增强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吸引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进入新发展阶段，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需求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趋势，对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国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既体现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是一条有别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 进入专题： 新发展格局 。

这本书紧跟实践发展步伐，及时反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对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都作出了深入浅出的阐释，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推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科学指南。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坚持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增强国内大循环在双循环中的主导作用。正如潘云鹤教授所说的，高科技产业的在创新上存在抢占制高点和发现制高点的不同技术路线。

而双顺差所代表的资源跨境、跨时错配随着外汇储备的增加而变得越来越严重。如果把产品开发定义为该产业最主要的技术，就可以说合资并没有给中国汽车产业带来关键技术。而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和中美贸易战的爆发，更是大大加强了中国调整出口导向政策，强调双循环并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迫切性。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度，过了这个度，矛盾的主要方面就会发生转化。

为了扶植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的计划，拜登宣布在未来四年投资7000亿美元，用于清洁能源、量子计算、人工智能、5G、高铁、癌症治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8月中国的外汇储备是3.16万亿美元。

在正常情况下，既然中国有1美元贸易顺差，就不应该再引入1美元FDI，需要外汇的中国企业本来按道理是可以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借到1美元外汇。后来，由于拉美债务危机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政府最终选择了以FDI为主的引资方式。以日本为例，2005年后日本投资收入顺差大于贸易顺差。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经济规模小于荷兰。

中国政府早就意识到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局限性。但外国投资者并没有动力转让技术，国产化的进展也不等于技术开发能力的增长。应对地缘政治环境变化 第五，中国必须调整发展战略的另一个原因是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例如，中国之所以执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战略，就是要建立一个能够在西方实行经济封锁条件下，也可以生存、发展的现代化的产业体系。

国内循环为主体的提出，显示中国在赶超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道路上已经超越以引进为主的阶段，正在自主创新的道路上疾行。中国须强化产业体系安全 第二，国际大循环战略加速了中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速度，但降低了中国抵御外部冲击到能力。

1978年外汇储备不到2亿美元。2020年12月12日，欧盟17国电信部长签署声明，宣布在未来两三年内投入1450亿欧元用于研发先进处理器和其他半导体技术。

地方政府和企业非常欢迎FDI， 用股份换取资金，好像我们自己不需要花什么钱。但是，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沿给定全球价值链实现技术升级的余地是有限的。第二，中国希望积极参与国际分工，通过开展对外贸易，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但没有外汇难以起步。在主导企业之下存在不同层次的合同制造商。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是以两种方式加入国际分工体系的：其一，大体依照雁行模式，通过一般贸易方式加入国际分工体系。四是通过经济体制、税收政策、社保体系、公共产品提供等领域的改革培育和扩大国内市场，从而降低中国产品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度。

这里的所谓生产对外依存度是指，国内生产的进行在多大程度上要依靠外国提供原材料、中间产品和机器设备。比例越高意味着该产业的脆弱性可能越大。

在现实中，加工贸易企业也必须进口机器设备。最终进入外汇市场后转化为外汇储备的外汇是2美元。

在2018年美国在半导体产业的研发投资是390亿美元。需要指出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也通过借债的方式引入外资。

而其中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作为净国际债权国，中国却维持投资收入逆差。占据高新技术产业制高点须靠自主创新 第三，国际大循环战略不足以使中国赶超世界先进技术水平。外汇短缺使中国无法更多引进外国先进设备与技术。问题出在哪里呢？ 图5中箭头代表国际大循环中美元的流动方向。

中国进出口会对世界产品价格产生重要影响本身说明，进、出口数量已经存在最优值问题。新兴国家企业虽然可以选择进入或不进入、在什么环节上进入，但能否根据自己意愿加入全球价值链，一旦进入、能否保住已有地位，甚至向上、下游延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达国家主导企业的意愿。

新兴产业必然是高风险产业，政府应该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改革，尽早建立完善的止损和风险分担机制，鼓励私人资本参与风险投资。大多数主导企业都位于发达国家（美、欧、日、韩），合同制造商一般都来自发展中国家。

在工业化社会，分工首先是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实行，然后才开始跨越国界，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尽管在中国的出口中被列为高技术产品的比例在上升，但中国参与的生产环节集中在劳动密集的终端组装，而且必须依赖外国的设计、营销和零部件供应。

雁行模式试图把不同国家产业体系的形成同它们发展国际贸易的进程相联系。另一方面中国非常幸运，因为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只要以国内市场为依托，进一步深化改革，通过正确的经济政策组合，改善和加强国内循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中国就能在困难的外部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另一种类型是国际生产网络或全球价值链分工。而中国的出口导向政策又具有两个突出特点：大力推行加工贸易和大力吸引FDI。

为了能够在危机期间在关键物资的生产上不依赖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美国将扩大国内生产、增加战略储备、消除威胁供应链的反竞争行为、执行在危机期间能够迅速增加产能的巧计划（smart plans）、同盟国紧密合作。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无论用何种国际标准测量，中国的外汇储备都已经超过必要的数量。

由此可以推断，外-外型产品是中国的最主要创汇产品类型。这种全球价值链的布局的宏观经济结果则是使中国对美国维持大量贸易顺差，而对日本、韩国、台湾省这些中间产品供应者维持大量贸易逆差的微观基础（路风、余永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宏观和微观视野》）。

但是，由于条块分割，我们并未拿出可操作的解决办法。由来料加工，中国的对外贸易又进一步提升为进料加工。